近年来，鲁尼几乎成为了“图书界的泰勒·斯威夫特”，她无意中成为了“悲伤女孩文学”的代表，她感觉这样的关注“太多了”。

“与古希腊戏剧相比，我的作品不会更政治化，我的文学仅仅服从于文学法而非其他的法律。”

办公室像是一间“黏糊糊的蜂房”。当同事问起他的身体状况，卡夫卡会平静地回应“谢谢，我很好”，私下却认为这是一种欺骗。

迪亚斯认为，作家工作的核心组成部分以及道德责任之一，就是尝试去想象成为他人是怎样的。也许会失败，但这种尝试是成为小说家的一个关键。

在其六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发表过十一部小说和六部短篇小说集，收获多项文学奖，她最成功的作品是《占有》。

虽然萨拉马戈无法像医疗史学者那样研究和书写历史中真实出现过的流行病，但他以小说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在小说中提醒我们，一场毫无征兆地蹂躏了全社会的流行病将如何撕裂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

埃尔诺是一位很难用所谓“纯文学”去定义的诺奖作家，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与2015年的诺奖获得者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展现了非虚构写作在文学领域能够取得怎样的认可。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的颁奖词评价《兄弟》“艺术性地结合了喜剧和悲剧”，罗翔也曾在刑法课上说过，上课讲的段子不是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为了让人思考它背后的沉重。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对幽默与沉重之关系的理解不谋而合。

古尔纳拒绝“后殖民作家”的称谓，拒绝刻板印象，他不制造耸人听闻的情节，而是保留了故事中的交叉复调。徐则臣看到，这也让阅读古尔纳的感受变得非常平静、祥和。

《撒旦诗篇》出版后鲁西迪性命堪忧，这一可怕现实一方面使得他长久生活于死亡威胁之中，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这部小说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