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出生于东柏林的燕妮·埃彭贝克被《纽约时报》誉为“一位从德国痛苦历史中寻找灵感的小说家”。“权威的瓦解并不只是给自由让路，并不只是产生轻松或喜悦，它也会产生恐惧和对所有权威的极度不信任——后者可能对作家有好处，但并非对所有人都是如此，”她说。

反对者认为，这将使学生难以阅读许多反映现实世界经验的书籍，给学校和图书馆蒙上一层“清教式的正统阴影”；剥夺性少数青少年在课堂和书籍中看到自己形象的机会，将会传递一种有害的羞耻和污名化信号。

癫狂只是这种行为的一个外在状态。俄罗斯的一首教堂圣歌中提到：圣愚以佯狂揭示了世界本身的疯狂。

西班牙作家安德烈斯·巴尔瓦的小说展现了神秘的、野蛮的甚至骇人的儿童世界，颠覆着成年人对纯真童年的扁平幻想，也挑战着现代人未经审视的生活态度。

艾德娜·奥布莱恩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家之一”，“她彻底改变了爱尔兰文学，以简洁而富有光彩的文字描绘了女性生活和人类境况的复杂性，对此后的许多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乔治·西默农的小说中，我们不仅能认识颇具个性、在世界侦探史上占一席之地的梅格雷探长，还得以一窥历史上的巴黎图景。

契诃夫检视幸福的卑劣、平庸与自私：幸福的人不会管那么多，他们仍然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烦恼微微激动着他，就跟微风吹动白杨一样，真是天下太平。

读者可能在文笔和名声上远远不如这个作者，但是读者可以检视、审查作者的良心，这样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某种信念，即我们是更好的。

“这些揭露出的消息，不仅损害了门罗个人的声誉，还让她那些回想起来显然与深不可测的背叛有关的作品变得难以读懂，只能当作半真半假的忏悔。”

英国推理作家安东尼·霍洛维茨可以说是中国读者的老朋友了，一些读者读着他的“少年007系列”长大，如今又读起了他的侦探推理小说。在专访中，他分享了关于创作的思考，以及对于文化挪用、政治正确、网络骂战的看法。